他们被视为极弱势劳工,却有全国最强势的工会撑腰

发布时间:2020-06-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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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被视为极弱势劳工,却有全国最强势的工会撑腰

有一年的十月初,我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件,是瑞典的大学教师工会寄来的,上面写着:「今年的薪资讨论就要开始了,你準备好了吗?」打开邮件,里面有一本小册子罗列了瑞典全国各科系、职别的最新薪资资讯。这封信每年会定期寄到工会会员的家里,过去我通常只看和自己相关的栏位,确认自己的薪水落在尚属合理的水準,就不再细想这件事。

过了两週,有两个老师不小心把自己的薪资讨论表格寄到全校教职员的信箱,我打开来一看,才发现薪资讨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,而我却从未主动参与。

我写了一封信给文学院的工会代表安卓,和他安排了十分钟的电话约谈。安卓是法文系老师,在电话里操着浓浓法国腔和我解释薪资讨论的程序,以及「雇主─工会─职员」三方各自扮演的角色。工会代表是一种杂务比报酬还要多的职务,愿意接下这个重任的人通常不是有强烈的偏左信念,就是体内流着鸡婆的血液,或是两者兼备。这十分钟的谈话最后持续了快半个小时。

我挂上电话后,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文学院的会计,列了几个系内、系外同事的名字,要求了解他们的薪水。完全基于好奇心,我把文学院院长的名字也列进去了。十五分钟之后,会计就回信告知我每一个人的薪水。接着我填写了那张我多年来一直忽视的薪资讨论表格,一份寄给工会,一份寄给直属上司,然后和直属上司(相当于语言学院副院长)安排了一个小时的会谈。这个会谈每年进行两次,除了讨论薪资以外,还包括表达工作上感到的压力,以及说明自己的短程和长程目标等等,用意在让雇主尽可能于各层面帮助员工排除压力和达成目标。

过去我一直觉得準备这个会谈很麻烦,而且,连工会代表都很老实的跟我说,工会和学校已经协议好每年普及全校的固定加薪率,对于每一位职员之间的薪水差距,以学校这样的公家机关来说,可以自由分配的资源其实很有限。这个程序的本意不是在鼓励大家要求比别人更多的薪水,而更像是一个沟通平台,帮助每一位职员确认自己的权益没有受损,也给自己一个机会,在疲于应付日常教学事务之余,把眼光放远,重新审视自己和雇主、职务之间的关係。要设立这个程序很简单,但是要确保它不流于形式却异常的困难。

我深深的体会到,我之所以可以明确要求自己应得的报酬,可以坐在上司的办公室里却不用口是心非的陪笑,就是因为有工会在执行调查,在背后为我撑腰。

几个星期后,我第一次去参加了大学教师工会的会议,那是一个文学院内的隔月例行会。在小小的会议室里,主席、记录各司其职,轻鬆又不失诚恳的走完了会议议程,议题从办公室的暖气温度到八卦校内的行政问题,最后还一起吃了工会提供的三明治和咖啡。短短的一个小时,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练习仪式。

我观察身边的同事,发现亚洲出身的老师通常对工会事务抱持的兴趣很低,甚至根本不加入工会。我本身对工会的认知也很模糊,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,就面临了是否参加工会的选择。说实在的,工会的会费并不便宜,再说大部分的劳工权益也已普及到非工会会员,我不懂为什幺这幺多瑞典、欧洲同事们如此不假思索的加入会员。直到有个瑞典朋友跟我说,加入工会除了实际考量之外,也表达了一种态度,一种声明。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他的意思。

可能有不少人小时候经过收垃圾的人时,会听到长辈说:「如果不好好念书,以后就会像他一样。」但是你们知道在瑞典最强势的工会是哪一个吗?没错,就是斯德哥尔摩的垃圾清洁工会,每一个垃圾清洁队员的福利和尊严,都在这里被保护得妥妥贴贴。

劳工的可替代性是无法避免的弱点,注定在劳资双方中处于下风,越是基层的劳工越是如此,因此垃圾清洁队员往往被视为社会中弱势中的弱势。但是他们知道,所有的清洁工只要团结起来一天,就足以瘫痪整个斯德哥尔摩,这就是集体协商的力量。有看过梅莉.史翠普的电影《铁娘子》的人应该记得,当柴契尔夫人一走出高尚优雅的官邸,就被迫面对伦敦街头一堆堆发臭的垃圾,这就是伦敦清洁工会罢工的杰作。当时在野的左派势力用这种方式,提醒保守党不要忘了社会基层的存在。

工会和左派政党就像是手心手背,不少西方国家是先从工会组织活动开始,发展出偏左的政党势力。不同地方发展出来工会传统也迥然不同。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和民主传统源远流长,而工会组织总是被保守势力视为眼中钉。从十六、十七世纪工业化革命的脚步开始,劳工的生活条件越发严峻,然而工会活动一直到十九世纪末都还是非法的,劳工如果有任何集会嫌疑,可立即被判刑。但这仍挡不住地下工会接连不断的活动。

十九世纪末以降,在左右势力消长的过程中,西欧各国劳工陆续争取到了组织工会权、罢工权,慢慢奠下了深厚的工会基础。北欧的工业化脚步比较慢,一直到十九世纪末都还是欧洲相对贫瘠的地区,但正因为如此,北欧国家传统权贵阶层的根基相对比较薄弱,一旦工业化,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势如破竹,战后的高度成长期更巩固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地位,种种因缘际会都促成了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。

美国在独特的经验中发展出一种极其重视个人自由意志的体质,这种体质对任何政府的干涉都很敏感,整体重心右倾,不过在工会组织上也多少延续了欧洲的传统。美国民主党在尊重自由意志的同时,承诺落实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,是相对偏左的政治势力,拥有工会的支持。南欧过去的法西斯政权把工会收编为政府部门,驯服、威吓双管齐下,法西斯政权终止之后,中央政权羸弱亦无效率,工会势力如同脱缰的野马,也导致劳工权益的不合理膨胀,又是工会发展的另一个面貌。

很多人容易把工会活动联想到破坏、混乱,但是成熟的工会谈判程序并不是以破坏性活动为手段,而是双方把筹码摊在谈判桌上,力求以最小的损失达成协议。瑞典的工会活动曾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,众人渐渐理解到,持续的僵局对双方是有害无益,于是资方和工会在一九三八年签订了历史性的「莎堡劳资协定」(Saltsjöbaden Agreement),劳资双方都各退一步,例如说资方不得在罢工期间聘僱顶替罢工者(注:strikebreaker,又叫工贼),而劳方的罢工也必须控制在必要的範畴内。工会领导人和财团 CEO 握手签署协定的画面,把当时的极左派支持者气得直跳脚,但这项协定也确实稳定了劳资关係的共存共荣。

很多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协议。不同年代、国家的工会风格各异,工会参与率、罢工规模和手法等都各有千秋,比较起来十分有趣。

法国民众对罢工权的尊重和容忍是数一数二的高。去年圣诞节期间,法国各科医生陆续罢工,媒体向大众宣导应变措施:「如果患有慢性疾病,请打电话给你的家庭医师,确认他的罢工意向,以尽早做準备」。法国的工会活动也有走上街头,争取媒体版面的文化,罢工的医生联盟烧白袍、抬棺材,各出奇招,上演一场集体协商的盛会;北欧的工会活动相对比较内敛,北欧各国间的做法也各异其趣,例如在丹麦,劳资谈判和罢工像在各地接连点燃的小烽火;而不轻言罢工的瑞典工会,一罢起工来就是一场雷阵雨。

先生的父亲是瑞典地方小报社的职员,他记得有一天父亲接到了一通电话,告诉他瑞典记者工会明天将进行全国性的罢工,请待在家不要去上班。先生的父亲大概问了罢工的原因,就挂了电话。当时年纪还小的先生忍不住问:「不去上班不怕老闆生气吗?」父亲回他:「我如果因为怕我的老闆生气就去上班,明天起没有一个同事会再跟我说话。」

劳工权益可以说是其他福利政策的基石。劳动是每一个人生活中的重心,占去每一天除了睡眠以外一半以上的时间,当劳工权益受到保护,可带来人们心理层面的安定感;工时受控制,可以放慢人们生活的步调,这种安稳不紧张的步调,让人们更有余裕去履行生活中的其他义务,例如和家人相处、提升个人身心健康,更加包容福利国家中难以避免的诸多不便。

社会福利政策加重了全民的税率负担,社会服务的效率也总是离理想有点距离,这是福利政策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。而福利国家的人们并不是傻子,为什幺他们愿意承受这些缺点呢?他们理解为了让福利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,必须付出相当的金钱和时间成本,而他们愿意付出这些成本,当然也是在衡量自己与整体社会的得与失之后,做出的抉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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